《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刊登了阎明复的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击九·一三事变现场》，其中叙述了前苏联外交官顾大寿2008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活》（俄文版）中所说的“九·一三事变后，苏联驻华大使馆派他到乌兰汗视察现场”。由于阎明复的名气，又因为回忆录中声称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在蒙古乌兰汗地区被击落”，并且“在飞机客舱壁上发现弹孔，说明客舱内发生过打斗，并使用了武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阎明复认为，“这个目击者的回忆，应该是当代党史研究难得的资料。”但笔者认为，顾大寿的很多说法值得怀疑，顾大寿是否真的到过现场，值得怀疑。以下是笔者对顾大寿说法的一些思考，如有知情者，请不吝赐教。

1、顾大寿及其信息来源。顾大寿，当时中国政府和新华社公​​布的人名全称，被译为利萨特?萨拉夫季诺维奇?顾大寿。不知何故，曾长期担任中国官方翻译、应该熟悉苏联人名翻译的阎明复，却将其译为古达谢夫?利萨特?萨拉夫季诺维奇(古达谢夫的音译也错误，应为库达谢夫)，并给他取了另一个“中国名字‘顾大寿’”?

据顾大寿自述，他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被派往中苏铁路担任翻译，后调入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在华工作了二十年（其间回国工作），曾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多次陪同赫鲁晓夫、柯西金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

根据中国外交部整理的外交官名单，顾大寿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随员，60年代任二等秘书，1971年至1973年任参赞，1973年离任。1971年“九·一三”事变前后，苏联驻华大使是托尔斯季科夫（阎明复不知何故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中文译名改为“托尔西科夫”），公使衔参赞是萨夫罗诺夫，任职时间比顾大寿早的四个人分别是包达边科、罗加乔夫、伊万诺夫和丘赫罗夫。

之所以要比较详细地介绍顾大寿的履历，是为了说明他并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尤其是中国有关方面曾判断他没有克格勃背景）。换言之，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报渠道。顾大寿并没有透露他的情报来源。按照顾大寿的身份，如果他从官员那里（无论是苏联官员还是蒙古官员）获得了有关“九一三事变”的全部情报，那么苏联驻华大使、公使衔参赞以及与顾大寿同级别的其他参赞、武官也都能获得。 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大使、参赞、驻蒙古苏军中高级军官、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其他与顾大寿同级别的官员、苏联克格勃有关人员、蒙古方面同级别的有关官员等，也都能知道256号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在38年后，苏联早已解体、蒙古早已变色，对俄蒙官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了，这些只有中国人才敏感的信息，却只被当时并非高级官员、信息来源也并不特殊的顾大寿以私人回忆录的形式透露出来呢？但如果这些信息只是来自顾大寿自己的推测，而非官方渠道，那还有什么历史价值呢？

2、顾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军机从北戴河机场仓促起飞，但在飞越中国边境时，却在蒙古乌都尔罕地区被击落（余注：原文如此）。这就是所谓‘九·一三事变’。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在雷达上发现一架中国军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误认为是侦察机。”

1.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防空能力

从上述句子的意思来看，显然是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被蒙古军方雷达发现，蒙古方面误判为中国军用侦察机而将其击落。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当时蒙古的军事实力特别是防空实力到底如何？

据孙义贤所记，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蒙军已扩充到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2个摩托化步兵旅、2个独立团、11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1个歼击团、1个雷达团、1个高射炮团、2个防空导弹营，加上1个工程旅、3个工程团，以及军事机关、学校等，总兵力约5万人。”（孙义贤：《沙漠之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北京初版，第91页）

孙义贤的说法有准确之处，也有夸大之处。根据中国官方同期的估计，蒙军总兵力为3.5万人。与本文有关的防空部队方面，有防空营、火箭营（即孙义贤所说的防空导弹营）、雷达营。同时，蒙军没有作战飞机，其航空局只有三个运输营和一个通讯营，共计2000人。

至70年代中期，蒙军除将雷达营扩编为雷达团（仍无作战飞机）外，防空力量未有改变。防空力量部署：首都乌兰巴托周边地区部署防空炮兵营和火箭营，其他省份未部署防空作战力量。雷达团（065部队）驻扎在乌兰巴托，该团下辖9个雷达连，其中1至8个雷达连沿中蒙边境纵深部署。 第一连驻扎在东部省马塔特，第二连驻扎在苏赫巴托尔省巴音德尔格尔，第三连驻扎在东戈壁省霍布斯格尔，第四连驻扎在原杭爱省阿尔拜赫雷，第五连驻扎在戈壁阿尔泰省德尔格尔，第六连驻扎在南戈壁省朝克图车齐，第七连驻扎在科布多省阿尔泰，第八连驻扎在戈壁阿尔泰省扎惠，第九连（直属连）驻扎在首都乌兰巴托。本文假定1971年蒙古军雷达部队的部署与上述部署相当（按一般规律，实际上应该弱于上述部署）。

2、蒙古军会不会误把256号飞机当成侦察机而将其击落？

256号飞机9月13日00时32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经河北迁安、承德、内蒙古多伦等地入境蒙古（据康廷孜介绍），于凌晨1时55分越过中蒙边境。其飞行路线经苏赫巴托尔省蒙古军雷达团一、二连之间（二连较近）上空，后进入肯特省。2时25分在肯特省艾德尔莫克县（东经110°15′、北纬47°42′）坠毁。

第一个问题是，当256号飞机低空飞入苏赫巴托尔省领空时，一、二连的防空雷达有没有发现目标？笔者认为，可能性是50：50。当时，中苏边界冲突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中蒙之间没有发生军事对峙。一个月前，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已经到任，解决了中国驻蒙古大使五年的空缺，标志着中蒙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沙漠之外》第161页）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当时正是人们最困倦的周日过后的凌晨两点，256号飞机低空飞行以躲避雷达，因此蒙古雷达没有发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就算蒙军第一、二连的防空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会不会误判为中国军方侦察机？答案是，这种误判的几率很小。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带并不是对方的战略军事要地，没有军事侦察价值。蒙军应该很清楚，中国军方从来没有进行过类似的侦察行动，尤其是在夜间。而且当时中国军方的空中侦察手段落后，最多能用来侦察的就是比三叉戟小很多的歼-6。蒙方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从雷达图像上可以判断，这么大的喷气式飞机不可能是中国军方的侦察机，中国军方没有这么大的侦察机。 如果蒙古雷达真的发现了256号飞机的话，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其陷入了混乱，不知所措。

第三个问题，就算蒙古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误判为中方侦察机，蒙军能不能击落？答案是否定的。蒙古防空作战力量都集中在乌兰巴托周边地区，苏赫巴托尔省和肯特省没有高射炮和防空导弹，蒙古方面也没有作战飞机，蒙军如果发现256号飞机，最多只能向上级雷达团司令部通报预警，怎么可能击落这架飞机呢？

3. 256航班可能是被驻蒙古的苏联军队击落的

那么，256号飞机有没有可能是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呢?由于顾大寿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一点，本文不讨论这种可能性，但为了解决部分读者的疑惑，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关于驻蒙古苏军空军和防空兵力，孙义贤说：“驻蒙古空军有2个战斗轰炸航空师、3个直升机团和1个运输机团，共计300余架飞机。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部署在乌兰巴托、巴彦、乔伊尔、乔巴山4个新建的大型机场。另有3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运。”“防空部队有2至3个防空导弹旅和3个雷达团。”（《沙漠之外》第91页）

孙义贤的说法还是有些夸张，根据中国当局掌握的比较权威的苏联军事资料，同一时期，苏军在蒙古驻扎的只有1个战斗机师、2个轰炸机中队、230架飞机，由驻扎在苏联赤塔的第23方面军空军集团军司令部指挥。2个轰炸机中队驻扎在那列哈，3个战斗机团驻扎在巴彦、乔巴山和苏姆布尔，1个运输航空团驻扎在苏姆布尔。主要装备机型有伊尔-28轰炸机、米格-17、米格-19和少量的米格-21战斗机，以及米-4、米-6和米-8运输机。 驻蒙古苏军仅有一个雷达团（辖7个连），团部在乌兰巴托以北，雷达连部署在蒙古中部腹地，其中第一连在沙音山达，第二连在苏木布尔，第三连在乌都尔汗，第四连在曼德勒戈壁，第五连在乔巴山，第六连在那勒哈，第七连在恩格尔汉德。中国所掌握的苏联军事资料中，没有提到驻蒙古苏军部署了防空导弹旅。

正如孙逸仙所言，驻蒙苏军的总体情况是：“直到1973年我离任回国时，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驻扎在距中蒙边界360多公里的乔伊尔以北的第二线，以及紧靠蒙苏边界的乌兰巴托及其以北的第三线。”（《沙漠之外》第92页）作者认为，驻蒙苏军处于战略防线的第二、三道防线，当时中苏局势相对宽松，部队并非24小时戒备，即使蒙古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这是史无前例的紧急状况！），也会首先向雷达团报告。 团部能否在凌晨2点立即通报位于蒙古赤塔的苏联空军指挥中心，苏方能否及时作出反应，命令部署在巴彦、乔巴山、苏木布尔等地的战斗机进行拦截，是一个大问题。笔者还认为，驻蒙古苏军即使有防空导弹部队，也应该部署在铁路沿线、机场周边的各个军事据点。考虑到萨姆-3地空导弹的最大射程为30公里，萨姆-2的最大射程为54公里，远在苏赫巴托尔省和肯特省上空的256号飞机不在它们的射程之内。

3、顾说：“蒙古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表示抗议，并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将此事通报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此消息后，立即委托苏联驻华大使馆了解情况。”

1、蒙方没有“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事后也没有照会。据孙义贤介绍，蒙方得知256号飞机坠毁后，于9月14日凌晨致电中国大使馆，称蒙古副外长将于上午8点30分会见中国大使。徐文懿大使在蒙古外交部逗留了45分钟。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勒格只是对中国军机侵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沙漠之外》第164-165页）在双方人员视察坠机现场后林彪简历 照片林彪简历 照片，9月29日，蒙古电台播发了中国飞机在肯特省“因不明原因坠毁”的消息。 消息发布前，蒙方向徐文懿大使致意并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而是一般报纸新闻。”（《沙漠之外》第272页）

2、苏联在蒙古设有大使馆，蒙古为何避而不谈这一问题，不通过苏联驻蒙古大使馆，而是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苏方通报？

3.同样，“苏联外交部收到这一情报”之后，为何不委托就近的苏联驻蒙古大使馆，而是通知千里之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了解情况”？

4、顾说：“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到蒙古去实地了解一切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来调查此事？……后来他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已经得到林彪逃亡的消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了很长时间，与林彪很熟，所以我可以证实死者中是否有林彪的遗体。”

1、阎明复说顾大寿“详细记载了1971年‘九·一三’事变后苏联驻华大使馆派他去乌兰汗视察现场的情况”，这有点夸张。顾大寿原著俄文版只有160页，记录了他20年的经历，一点儿也不详细。上面一段话也不详细。托尔斯季科夫什么时候派顾大寿去蒙古？苏联外交部什么时候得到林彪出逃的消息？这些在顾大寿原著中都没有交代。

2、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林彪出逃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第57号文件），发给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军种党委常委、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和党的核心小组。9月28日，决定将通知范围扩大到军、师（空军到团）、地市党委常委、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厅、厅局首长。10月24日，通知范围扩大到“全国广大工农兵”。 其间，9月23日，中方曾向蒙古提出运回死者遗体、归还死者遗物等建议，但蒙古方面却采取拖延答复的态度。孙义贤说：“后来我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方面已经推测坠机的飞机上有大人物，但还不清楚这个大人物是谁。苏联克格勃准备派专家把死者遗体挖出来检验。”（《沙漠之外》第271页）

笔者认为，苏联和蒙古猜测，中国历史上首次没有像往年一样举行庆祝游行，领导人也没有前往天安门广场，因此坠机的飞机上的人就是林彪。如果古儒吉真的有蒙古之行，那应该是在10月份。

3. 顾被派往蒙古的理由很牵强。顾不是遗迹方面的专家。根据他本人的陈述，“至于林彪，很难辨认哪些遗骸是他的。”他的任务（如果有的话）没有完成。

5、顾说：“为了不引起国内的不满，我们从北京坐火车经莫斯科到蒙古。……我们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苏联武官巴拉诺夫将军来迎接我们，并把我们带到了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乌都尔汗。”

1. 顾先生的发言第一句话很奇怪，外交官不坐火车，而是坐飞机，会不会引起东道国的不满？其实，当时中蒙之间的航班已经停飞（《沙漠之外》第237页），去蒙古只能坐火车。

2.“在约定地点下车”也能算“详细描述”吗？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每周有3、4次国际特快列车运行，北京开往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列车在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停留1小时后，蒙古的第一站就是乌兰巴托。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车程大约需要30个小时。这些在孙逸仙的书中都有详细记载，但在顾的书中却没有。

3、我对“苏联武官巴拉诺夫将军”一说存疑。根据中国外交部整理的外交官名单，同一时期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为伊万诺夫上校，副武官为瓦尔瓦利奇少校。自1967年起，苏联驻华武官均为上校军衔。1970年代末，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武官为赫罗莫夫中校。据此可以推断，1971年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武官应仅为中校，至多为上校，并非将军。

4、“他派我们去乌都尔汗”。“我们”是谁？就顾大寿他们三人？他们下了火车后，用什么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要知道，从乌兰巴托到乌都尔汗要坐飞机一个小时！林彪坠机的地方，中方称为“乌都尔汗地区”，蒙方称为“肯特省伊德尔莫克县苏布拉嘎盆地”，距离乌都尔汗（肯特省首府）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70公里的沙土路和草原小道）。顾大寿是去乌都尔汗还是伊德尔莫克县？

6、顾说：“我们到了那里，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拍了飞机残骸和死者遗体的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东西都埋了进去。”“乌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遗体被埋在沙子里，所以还没有腐烂。”

1、“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这是顾氏整篇文章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顾氏是否去过现场。据9月15日到达坠机现场的孙逸仙说：“从这个盆地的中心开始，从北向南，长约800米，宽约30至200米的地方，草木全被烧成倒梯形，上面散落着飞机残骸的碎片，一眼望去，一片惨不忍睹的灾难后景象。”（《沙漠之外》，第187页）

2、这么多飞机残骸能埋在一个大坑里吗？一定要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据亲眼目睹蒙古兵挖坑并参与填坑的孙义贤说，坑里只有九口棺材，根本没有飞机残骸：“遗体埋好后，就被拖到昨晚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米半的土坟边上。两边的人围着看蒙古后人默默地搬棺材下葬。……最后，徐大使、高涛步局长、桑嘉上校各拿一把铲子把土填上，然后我和小沈、小王也拿一把铲子把土填上。然后，蒙古兵把土铲上去，把墓穴封好。”（《沙漠之外》第209页）

3、10月份的蒙古已经是深秋，从照片上看，9月中旬到达现场的中蒙人员已经穿上了外套。顾某为何还说天气“热”？再加上死者遗体埋在棺材里，而不是直接埋在沙土里。顾某说的一切都让人怀疑他的诚实。

7、顾某说：“我们在飞机的客舱壁上发现了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都是向外翻的，说明子弹是从飞机内部射出的，说明客舱内曾发生过打斗，而且当时有人使用了武器。”

9月15、16日，坠机现场有不少中蒙人员到场。中国大使徐文懿在战争时期是一名军人（曾任丁胜部下135师403团副政委）。据作者介绍，孙义贤也是一名军人（后来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军事参谋团团长，《大漠之外》第一页就是他身穿军装的照片）。参加现场检查的蒙古方官员包括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局官员，还有法律团队、卫生医疗团队、报社、蒙通社记者等。 士兵中包括边防内务局局长桑加上校、国防部副部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肯特省边防内务局局长奥尔托扎加尔中校和法医莫宇。他们都没有在飞机残骸上发现弹孔，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被枪击的痕迹。顾大寿所说的弹孔可信吗？

8、顾先生说：“至于死者，他们的身体都被烧得连一小块皮肤都没有了，脸部更是严重受损，死者的衣服也全部被烧焦了，惨不忍睹，看他们一秒钟，心里就很沉重。”

1. 孙逸仙说，尸体被编号后，按顺序放入棺材中埋葬，九口棺材上铺着红布，再盖上一块稍窄的黑布。（《沙漠之外》，第209页）顾大寿从未提到棺材，更没有提到“地上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红色的阿拉伯数字”（《沙漠之外》，第209页）

2、关于尸体，孙逸仙说：“不是像一般的飞机坠毁那样被砸烂烧毁，只剩下一堆白骨，而是头、脚基本完好的尸体。”死者中有两人还穿着衬衣，脸部一般被烧黑但未烧焦，皮肤呈暗红色，肿胀。2号尸体“皮肤烧伤不严重”，3号尸体“皮肤烧伤较轻”，5号尸体“皮肤烧伤不严重”，4号尸体“穿着皮夹克，只有后背边缘被烧伤”，8号尸体“是唯一的女性，不知道为什么烧伤最轻”，并非如顾某所说的“尸体已被烧焦，连一小块皮肤都没有”，“死者的衣服都被烧焦了”。

9、顾教授说：“至于林彪，很难辨认哪些遗骸是他的。”“为了准确判断遗骸是谁的，有人建议对一个与林彪相貌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定。这是因为林彪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后来来到苏联，在军队医院接受治疗。”

1、如果顾某真的去过现场，他可能不会说“哪块残骸”，而是说“哪个棺材里的哪个尸体”是林彪的。一具具棺材打开后，根据尸体的体貌特征——“瘦削”、“秃顶”和五官特征，不难判断，5号尸体就是林彪。顾某真的去过现场吗？！

2、“有人建议对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牙齿进行辨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林彪是什么时候在伏龙芝军校学习的？在伏龙芝军校学习的中共高级将领有刘伯承、左权、刘亚楼、杨志成，唯独没有林彪。仅从这句话，便可窥见顾大寿这位“汉学家”的中国近现代史水平。（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