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益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发布了《打破沉默，拒绝妥协：中国预防职场性骚扰法律司法案例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通过聚发案例网为主数据库、中国判决书网站辅助数据库进行统计，最终获得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34起。

工作场所性骚扰与不熟悉情况下的性骚扰不同。 根据具体场景，性骚扰可能来自雇主、老板、同事、下属、客户等熟人，受害者很容易选择保持沉默。

那么，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职场性骚扰呢？ 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案件经理以加班名义醉酒骚扰女员工

小娜的心情极其复杂。 她每天都在发呆，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不久前，小娜的公司举办了庆祝晚会。 “我的同事们都很高兴，喝了很多酒。” 饭后，小娜被经理安排去公司值班。 到公司没多久，小娜就接到了经理的电话，让她去办公室一趟。 小娜进入办公室后，发现浑身酒气的经理状态有些异常。 他靠近小娜，开始移动她。 小娜被吓到了，愣住了。 几秒后，小娜开始挣脱，大声喊道。 “他正在触摸并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经过激烈的反抗，小娜挣脱了经理，跑出了办公室。 当晚，小娜收到经纪人发来的短信，说他喝多了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 然而，阴影一直笼罩在小娜的身上。 “如果你不想和别人说话，去公司就像受伤一样。”

几天后，小娜在公司与经理发生言语冲突。 小娜哭着在同事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经理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于是开始转移话题。 “他一直大喊大叫，说我工作出了问题，是因为工作才吵架的。” 吵完之后，小娜更加不知所措。 想了半天，小娜鼓起勇气，决定提起诉讼。

小娜戴着口罩和墨镜出现在记者面前，不愿意将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 “无论结果如何，生活还是要继续。” 小娜不停地抽泣，泪水顺着墨镜滑落。 “我之所以选择起诉，是想让骚扰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也让更多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勇敢站出来，让骚扰者不敢如此明目张胆。”

据统计，34起案件中女人职场被骚扰，只有两名被骚扰者是原告。

与小娜一脸勇敢不同，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

《中国预防职场性骚扰法律及司法审判案例研究报告》以2010年至2017年中国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为基础，统计了职场性骚扰案件的判决结果。工作场所是主要的诉讼事实。 分析。 以聚发案例网为主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为辅助数据库，以“性骚扰”为搜索关键词，获取400多份法律文件，其中约300份法律文件准确提及“性骚扰”一词”，聚焦劳动领域，剔除同案重复法律文书（如一审、二审文书），最终获得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34件。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莹表示：“判决书总数大约超过5000万份，与我国庞大的案件基数相比，34起案件数量所占比例非常低。”病例总数。”

在整理34起职场性骚扰案件时，李莹有些惊讶。 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劳动争议。 性骚扰事实的认定实际上处于辅助地位，在劳动争议解决过程中处理。 性骚扰受害者主动进入诉讼程序。 “骚扰者提起诉讼是因为受到公司处罚或者名誉受到侵犯，而不是受害人主动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实际上成为了被告。”

调查发现，这34起案件中，只有两起是性骚扰受害人作为原告向涉嫌性骚扰者提起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且两起案件均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系教授刘明辉认为，数据显示，职场性骚扰受害者很少主动通过诉讼维权。 “而且即使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也更难获得法院的支持。”

一些公司积极主动直接解雇涉嫌骚扰者

在这34起案件中，具体案由有七类。 在刘明辉看来，七类诉因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劳动权益纠纷，第二类涉及涉嫌性骚扰者的“维权”诉讼，第三类涉及维权诉讼。由性骚扰受害者。

小娜最初将此事告知了公司人力资源部，但人力资源部并没有积极解决此事，而是将小娜的投诉转发给了部门经理。 当公司内部的情况无法解决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小娜决定诉诸法律。 “如果我这样做，事情可能会公开女人职场被骚扰，让很多人知道，这将对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与小娜的情况不同，一些案件发生后，一些企业开始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李莹表示，从被告身份比例来看，雇主所占比例最大，约为58.8%。 结合具体案件情况可以看出，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对性骚扰嫌疑人行使单方解除权，即用人单位对性骚扰嫌疑人进行处罚，以达到震慑性骚扰的目的。为打击职场骚扰，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与性骚扰嫌疑人解除劳动合同，进而引发性骚扰嫌疑人向用人单位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要求雇主支付赔偿金或赔偿金等

原告中，雇主占近30%。 其原因与他们成为被告的主要原因类似。 涉嫌性骚扰的人提起劳动仲裁。 当仲裁机构作出对用人单位不利的裁决时，用人单位对仲裁结果不满意。 并提起诉讼。

在刘明辉看来，用人单位已经在主动介入、介入，履行防治性骚扰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开始关注职场性骚扰的防治，而且从研究样本来看，大多数处罚方式都非常严厉，包括直接解雇。

大声说“不”并保留证据

小娜的经理发给她的短信、她和她的通话录音、她与经理公开争吵时在场的同事都可以成为证据链的一部分。

“有些同事可能无法作证，因为他们还需要在公司工作。” 小娜表示，争吵后，有一位女同事愿意为她作证，因为她也遇到过与同一人类似的情况。 经理。

在李莹看来，职场性骚扰案件比例低并不是因为发生率低。 智联招聘开展的职场性骚扰调查显示，38.8%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15.6%的男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 。 “这34起案件可以说只是深海中漂浮的冰山一角，可见，进入司法视野的职场性骚扰案件数量非常少，这个极低的数字仅仅只是说明我们的相关法律没有启动，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对工作、事业发展、婚姻家庭、社会影响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受害者不得不选择保持沉默。 ”

刘明辉认为，在职场性骚扰案件中，受害人往往在一开始就倾向于选择沉默、隐忍，没有寻求正义的意图，导致他们错过了取证的机会，在法庭上变得相当被动。

李莹表示，职场性骚扰包括让女性感到羞辱和冒犯的性暗示行为。 性骚扰不仅包括身体接触和身体骚扰，还包括淫秽或侮辱性语言骚扰，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等消息进行的骚扰。 女性第一次遭遇性骚扰时，应该明确表示，勇敢地说“不”，以免给骚扰者留下自己软弱或没有主见的感觉。

“当你收到口头或者短信骚扰时，最好不要删除，这些都会成为以后维权的证据。” 刘明辉提醒，如果发生身体性骚扰，请利用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保留视频、音频证据。 如果对方写了道歉信，单位对如何处理事件有意见，或者保留警方报告。 您也可以告诉您信任的亲戚和朋友，并要求他们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