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法律人士

“我的一生充满了误会，考北大是误会，学法律是误会，留学是误会，做律师也是误会。太多的误会加在一起，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在接受方圆采访时如此描述：2018年8月，他被最高人民法院任命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之一。

有人问陶景洲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很坦率地回答：“我并没有那么了不起，只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潮流。三分是努力，七分是运气。”

生活中的错误

人物先生：经历了知青下乡生活，又赶上高考制度恢复，人生的曲折有没有改变您的命运？

陶景洲：1975年至1976年，我经历了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的知青生活。那两年，我很快适应了当时的生活环境。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经过短短两个月的高考复习和准备，我也在大学里敲开了法律系的大门。

1978年1月，我收到了北京大学政法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共招收了82名新生。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治审查要求严格。入学前，我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1978年2月底，我带着简陋的包，乘着连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初到北京，我恍然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殿堂，我不仅能欣赏到中和画里见过的琉璃砖瓦、宽阔的街道、楼阁楼台，渐渐熟悉了那些人人敬仰的学术大师，接触到了那些要用一生去苦读才能读完的经典著作。

人物：在北大学习后，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

陶景洲：我快毕业的时候，教育部搞公派留学考试，我就去试试，结果考了前三名。运气不错，后来知道可以去法国留学。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很愿意去，因为我们出国考试是英文的，但是公派留学的三个地方，两个是美国，一个是法国，我们三个人都不懂法语。我本来很不愿意去，但最后因为我年龄最小，就被安排去法国留学。

去法国之前，我参加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法语培训班。突然间，我面对的是一门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语言。而且法语有不同的动词变位，名词也分阳性和阴性。四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学好这门语言。到了法国之后，我被安排直接去波尔多学习一个月的法语。学习结束回到巴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美国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是否可以申请去美国留学。因为语言不通，我不愿意留在法国，所以想试试运气。但是我发现我需要钱去注册和上学。我从政府资助的留学项目获得的奖学金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我父母加起来一百多元的收入也无法支付出国的高昂费用。我只好选择留在法国的道路。

可以说，我遇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机缘巧合。还记得有朋友问我，后悔没有去美国吗？仔细回想，正是因为这样的机遇和困难，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他们不仅学习了一门外语，还受到了另一种法律文化的影响。相比于数百万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法国并没有那么多专攻法律的学生，也正是因为这种法律人才的存在，这种人才的稀缺性才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个极好的加分点。

法国留学生活拮据

人物：初到法国，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陶景洲：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的时候，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机场是圆形的建筑，分为好几层，中间有很多隧道一样的连接，感觉就像是身处真实的科幻电影中。场景很一般，但和我们出发时的首都机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还记得我到法国的那天，1982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节日的气氛很浓，一切都是新奇的，让我眼花缭乱。我看到的第一块广告牌是一个小孩坐在卫生纸上的广告，我觉得很好笑。广告的设计充满幽默感，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陶景洲简历，一直看着。这里的公路很宽阔，道路上车辆行驶得整齐有序。我对法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Character：在法国学习期间，您觉得最难适应的是什么？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陶景洲：在世界浪漫之都巴黎留学的经历，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障碍，在课堂上就像聋哑人一样，基本的日常交流都存在很多障碍。我学了几个月的法语，但远远达不到与人交流的程度。我记得我因为语言交流不畅而闹过笑话。有一次，老师邀请我一起吃午饭，时间是下午一点，我却理解成了下午三点，非常尴尬。

此外，作为公派留学生，我还要支付800法郎的住房费，每顿饭2法郎，还有一些交通费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项开支都需要精打细算，不可能有多余的钱去学法语。一些同学也劝我做一些临时工作，赚些生活费。这种方法的确能缓解生活中的困难。但一想到自己只有一年的留学时间，语言能力不够好，还有大量的作业要做，我就很挣扎。想来想去，我放弃了打工赚钱的想法，只想把钱花在世间的美食和购物上。可以饱览大餐之后，咬紧牙关，扭过头去，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

语言是法国生存的一道屏障，但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只能勤奋背单词，多练习口语。我经常一个人在外面散步，看看马路上的广告牌，记住上面的缩写句子，在课堂上用到。我还会把老师讲的课录下来，课后反复听，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

在我没有钱学法语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热心的传教士，他免费帮我学法语。后来，我开始接触一些法国学生，与他们交流，提高口语表达能力。我也逼着自己在半年内突破了法语的障碍。

那时我的压力很大，有时候会想家，但打电话太贵，只能写信回家。我不敢写太长的信，就买了最薄的纸，两面都写，这样邮寄起来比较方便。如果信件称重，邮寄费会便宜一些。我仍然保持着两面写字的节俭习惯，那些信件也成了我在法国留学期间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实物。

第一位进入法国法律界的华人

人物：您在法国学习期间，有什么事情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吗？

陶景洲：留学法国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总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波折。在巴黎的我，一方面学习了课堂、课本上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渴望学习“认识世界”的知识。在“通晓人际关系”的文章中，我能找到未来人生的突破口。如何学会与人相处，如何尽快了解并融入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

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我还是幸运地遇到了我的导师——丹克教授，对此我将感激一生。在留学期间，我得知丹克教授将是我的导师，但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退休了，不再指导研究生了。而且他的研究领域是英美公司法和法国民商法，与我在国内学习的比较宪法和比较行政法研究领域相距甚远。这让我很困惑。

第一次见到丹克教授，他邀请我到他家吃饭。熟悉西方礼仪后，我才知道这种邀请代表着热情好客和尊重。西方人做事循规蹈矩，不需要什么人情味，也没有多少温情，更不要说把一个陌生人请到自己家，还给他做饭了。那天我怕迟到，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教授家楼下，但又怕去得太早。出乎意料的是，丹克教授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帮我找到了本专业最好的教授。他还告诉我，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帮忙。

此外，Dank教授还从研究中心的科研基金中拨款购买书籍供我借阅，能在异国他乡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人物：您是如何成为第一位进入法国法律界的中国人的？

陶景洲：一年的留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语言刚开始熟悉的时候，有点不舍得回国，还有很多想学的知识没有学完。于是就申请延长留学时间一年，好不容易才拿到了留学的机会。奖学金和以后如何谋生发展成了我同时面临的两大人生挑战。

于是我一边学习一边找工作，省吃俭用，简单而执着地等待着工作机会的回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在和 Dank 教授聊天时，我无意中提到了我投过简历的两家律师事务所。当时我恰好去听讲座，发现这两家律师事务所对在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于是就把简历发给了他们。Dank 教授恰好认识其中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两天后，我就收到了律师事务所的录取通知书。

被法国律师事务所录用，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而且是法国第二大律师事务所，不用再担心经济问题。但我又担心法国，律师行业是严格保护的行业，比较保守，外国人不能进入，就连英国、美国也不能直接在法国开律师事务所，只能开法律咨询公司。中国人进入法国就更不可能了。我在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工作，我是那家律师事务所里唯一的中国人，这也意味着我是第一个进入法国法律界的中国人。

有了这样的头衔，我更有动力更加努力，需要更加努力地做好这份工作，不仅不辜负导师的推荐，更要证明中国人是可以进入法国法律界的，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人物》：作为一名中国人，在法国律所发展容易吗？能举个例子吗？

陶景洲：从进入法国律所的第一天起，我的职业生涯就起步缓慢。我给自己定了六个月回国的期限，用这六个月的时间积累一些人生财富。我越努力，能在这里呆的时间就越少。最后我在法国呆了10年。

因为丹克教授的推荐，合伙人们也非常看重我，经常把一些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对于一名律师来说，我的起点比较高，因此成长很快。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是法国第二大律师事务所，我有很多机会直接接触著名的工业家、金融资本家，在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人生智慧，找到了律师这个职业的价值和乐趣。我在这里不断丰富自己的职业经验，也拓展了自己的业务。

1986年，我开始做中国业务的代理，经常往返于中法之间，帮助客户谈判、签订合同。我的第一个大客户是意大利服装品牌贝纳通，他们想拓展中国市场，产品销往中国。当时中国还不允许外资企业进入销售领域，只欢迎生产型企业。这给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如何打破这个僵局，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贝纳通在驻华使馆服务中心开设了销售店，这是外资服装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打破僵局的律师生涯

人物：您法律工作的主要领域是什么？

陶景洲：除了做律师以外，1986年我在巴黎第二大学和巴黎第十大学用法语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1988年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法语法律专著《中国涉外经济法》。

我的努力也赢得了很多客户的信任。我记得我接手的第二个项目是代表一家法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的销售和服务。在这些项目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律师在跨国公司项目中的重要性。为了弥补企业项目的空白，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律师团队，帮助他们将项目带到中国市场。这种跨文化的沟通只有对国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一定了解的海归律师才能实现。

虽然我最初做律师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是通过做跨国项目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特别需要商业律师，特别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律师，他们既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背景，又精通法律。有了对国外经济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熟悉，可以将一些好的跨境投资引入国内市场，一方面保护了国外客户的利益，另一方面实现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也是一种双赢，可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认为律师行业如此之多，就像下棋一样，一步到位，一招制胜，努力工作，打出一些成功的案例，自然就能站稳脚跟，在行业中树立起良好的地位，也能赢得更多客户的信任，巩固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

Character：在法国工作生活这么多年，对你来说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陶景洲：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在法国生活的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法国，我了解到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律师的工作收获颇多。通过学习，我的视野开阔了，我明白了对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案。

律师界人才济济，优秀者中总有更优秀的人。我的导师和同行律师都非常优秀。我看着他们推论一些事情，预测对方会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给出什么样的应对方案，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律师，必须不断强化自己，丰富自己的经验。

人物：作为一名律师，一路走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陶景洲：过去二十年，我总的飞行时间可能足以绕地球几百圈，在一个城市最短的停留时间也不过几个小时，飞机上的时差我已经习惯了，一旦开始工作，就是永不停歇的节奏，几十年如一日。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一直保持这种“工作狂”状态。其实，对我来说，虽然忙碌有点辛苦，但我更享受工作的状态。我觉得我可以把一生都奉献在律师事业上。或许是导师丹克教授的影响，让我能够认真做律师工作，不断进行研究，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推动经济发展。还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我经常跟年轻律师讲，律师最重要的是要跟对师傅，有了师傅的正确引导，个人发展很重要陶景洲简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未来我会传承法律的精神，传承律师的职业精神，帮助年轻律师快速成长，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行业资深律师的心愿。

文字| 刘琪设计| 罗一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