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周刊》特约撰稿人江天辰记者齐月峰/北京报道

2003年，国内的一场大危机，让赵毅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那一年，中国爆发了“非典”。当时，在原中国卫生部国际组织司任职的赵毅奉命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谈判增加中国工作人员的数量。在谈判中，他也说服了世卫组织。6年后，他来到了世卫组织。

2013年10月，赵毅成为世卫组织负责中国事务的办公室职员，负责向总干事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相当于总干事的顾问。

但在联合国内部，像赵毅这样的中国工作人员仍是少数。

按照规定，联合国总部工作人员席位的55%按照缴纳会费的比例分配；40%的席位按照会员国分配，即每个联合国会员国可分配到一定比例的席位；其余5%则按照人口比例分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联合国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责任，这从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的增长就可以看出：1995年，中国缴纳联合国经常预算分摊比例为0.72%；2013年，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比例迅速增长至5.15%朱民简历，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成为联合国第六大会费缴纳国。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2014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中国在联合国的官员数量总体较少，“只占联合国工作人员的1%左右”。

高层领导人数突然增加的背后

自２００６年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以来，近年来，华人担任联合国机构主要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的数量急剧增加。

2006年11月9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香港卫生署前署长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中国人首次担任联合国机构最高职位。

2011年7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名并任命中国人朱民为该组织副总裁；

2013年6月28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正式任命李勇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负责人。

2014年10月，赵厚麟经中国推荐，当选为国际电信联盟新任秘书长；

2015年3月，刘芳经中国政府推荐，当选为联合国民用航空领域专门机构国际民航组织新任秘书长。

但仅从这份名单来看，很难说中国工作人员作为一个群体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在扩大。

联合国前高级官员万景章2007年撰文指出，当时联合国秘书处约有200名中国工作人员，但其中100多人是不受地域配额限制的技术或服务人员，如同声传译、笔译、打字员、一般职员等，占用联合国地域配额的人员有60多人。

“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对较少，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少于印度、巴基斯坦等传统人才输出国。”万景章说。

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职务上，中方工作人员也不占优势。万景章说，在部门分配上，只有极少数人在联合国核心部门任职，其余绝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些技术和服务部门。而且朱民简历，由于历史原因，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联合国工作人员寥寥无几。联合国秘书处的高级职位很多，除了十几位副秘书长外，享受同等待遇的秘书长特别顾问、个人代表和联合国有关机构负责人不下五十人，但中国仅有一个副秘书长职位。秘书处众多高级官员中，中国籍人士屈指可数。

高级官员的影响力显然更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唐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表示，虽然近年来中国雇员总数有所增加，但高级官员的数量有所减少，这一点也得到了万景章的证实。

委派和借调

2013年8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中国人士徐浩良出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徐浩良成为非中国政府任命的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官员。

1993年，徐浩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部门找到实习岗位。实习结束后，他获得了一份为期15天的聘用合同，后来又延长了15天，后来又延长到30天，再后来延长到3个月。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他逐渐在联合国站稳了脚跟。

徐浩良说，当时很少有中国人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

唐倩告诉《瞭望》周刊：“我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前，那里几乎没有中国官员，只有翻译和打字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长期以来，中国驻联合国工作人员主要是由政府任命的。

唐倩就是通过这个渠道从中国教育部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991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了包括唐倩在内的5人名单，推荐他们到该组织教育部门工作。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一位官员告诉《瞭望周刊》，2006年以前，据设在教育部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所知，​​成为联合国国际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参加国际申请，基本都是中高级职位，二是通过青年专业人员选拔，但这两种途径“成功率都很低”。

中国驻联合国工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借调性质，即中国出资派员到联合国机构工作，但不占用联合国机构编制和经费。

由于可以增加中国工作人员的数量，又能为联合国节省经费，因此以这种方式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所占比例并不小。万景章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曾统计过这一数据：在占据联合国地区分配职位的60多名中国人中，中国政府借调的就有10人左右。

赵毅在联合国的第一次经历是以借调的形式进行的。

2003年以后，原中国卫生部从国家获得了一笔资金，作为对世卫组织的定向捐赠。在资金使用上，捐助国有发言权。因此，考虑到国内一些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这笔捐款绝大部分用于“派遣借调人员”。

2011年回国后，赵毅再次向世卫组织申请正式职位，并于当年10月成为世卫组织全职职员，在国际卫生条例司负责应对传染病工作，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疫情监测能力。

他的发展路径在同事中颇具代表性：这些借调人员中有的因为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历改变了人生轨迹，后来正式加入联合国，走上国际公务员之路。

积极希望接受中文

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联合国机构中的中国事务和中国元素逐渐增多，很多部门积极希望接受中国人帮助协调中国同机构的关系。

赵毅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和安排秘书长访华，提前为秘书长考虑“将会见哪些中国领导人、讨论哪些议题”等。

赵毅觉得“他不可能没有中国的标签”，但“联合国所有外籍工作人员都有自己国家的标签”。不过，世卫组织所有工作人员入职时都宣誓中立。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但技术问题还是应该“基于事实讨论”。比如，食品安全部门在讨论三聚氰胺问题时，应该从客观公正的角度谈如何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全球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中国作为当事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联合国对中国工作人员的需求很大，同时，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作也开始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徐浩良说，他们招收的实习生中，有不少中国学生。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国的职位竞争非常激烈，她有几个在英文媒体工作的朋友也想去，但都找不到工作。

以2012年“青年专业人才计划”的申请为例，当年联合国共收到来自79个国家的4.1万份简历，经过筛选，其中5500人获得准考证，最终通过笔试和面试进入联合国初级商务官员名单的人数不足100人，与申请人数相比，录取比例约为410:1。

（应受访者要求，赵毅本文使用化名）